於3月10日至6月3日在上海外灘美術館展出的「樣板屋」，是藝術家林明弘結合日本實驗建築團隊犬吠工作室（Atelier Bow-Wow）、同濟大學李祥寧教授與其學生團隊、音樂創作者樓南立、錄像導演程然、建築工人、木作家具商以及美術館團隊等，於美術館建築空間內共同創作的作品。誠如林明弘所言：「整棟樓就是一件作品。」而樣板屋投射的，除了一件作品的完成與呈現，尚且包含堆疊其中的人事、記憶、生活與經驗。
.jpg) |
| 外灘美術館展出的「樣板屋」（圖／外灘美術館） |
******
彷彿從小鼓的三拍節奏開始，隨著配器的增加，逐漸堆疊出華麗多彩的音響與濃烈熾熱的情緒，林明弘於上海外灘美術館展出的「樣板屋」，則在美術館建築的六層結構中，透過顏色、線條、塊面的逐層增加，漸次勾畫出一幅完整的花紋圖貌。猶如拉威爾（Maurice
Ravel，1875-1937）創作於1928年的經典名曲《波麗露》（Boléro）一般，透過彷彿機械運作的重複節奏，投射了那段追求工業與機械理性的前衛創作熱潮，而林明弘則幻化了新世紀裡的十里洋場。又好似，1925
年巴黎藝術與工業國際博覽會（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ts
Décoratifs et Industriels Modernes），蘇聯藝術家羅欽可（Alexander
Rodchenko，1891-1956）在「蘇聯館」展出的「工人俱樂部」（Workers’ Club）一般，深具社會主義意識並歌頌勞動與勞動者，以作為其生活模式與設計原則的美學示範。同一年，包浩斯（Bauhaus）學校離開威瑪（Weimar）遷往德紹（Dessau），在此確立了其現代設計理論與美學思想基礎的地位與成就。猶如莫內畫中的蒸氣雲霧般，這一段謳歌理性與工業的前衛藝術運動之夢，又隨著咆嘯的煙硝將藝術捲入了超現實的夢境與虛無主義的荒原裡。僅剩下透過「美學勞動」來「設計」一個更好生活的觀念，持續至今。
1993年回到台灣，在伊通公園的工作經驗促使林明弘開啟了日後的花布系列。回憶過往，林明弘說，雖然當時會去伊通公園參觀的多半是藝文界而非一般觀眾，但不時仍會遇到觀眾表示看不懂，甚至提出這是藝術嗎？藝術在哪裡？作品在哪裡？等問題。「我那時覺得，其實我們這群人在這做的好像外星人一樣，跟所謂四周的觀眾隔離的這麼清楚。」與普羅大眾的鴻溝與距離促使林明弘開始思考：「一個藝術家的作品和他的工作、環境的關係在哪？藝術家的工作和其觀眾的關係又是什麼？」如何與環境交流與接觸成為藝術家當時意欲探討的命題。一次個展中，觀眾對作品裡花布抱枕的熱切回應，讓藝術家找到與觀眾溝通的語言。彷彿原始部落服飾中的百步蛇圖樣，承接集體文化意義與記憶的花紋，像是一把魔力鑰匙，為林明弘開啟了與觀眾接洽的窗，展開了新的創作視界。善於以花布創造空間，林明弘的作品總讓觀者在使用、參與的過程中，成為作品的一部分。然而除了純粹的視覺美感之外，林明弘更希望突顯的則是背後那關於人，關於記憶、歷史、文化與溝通……諸多複雜的元素與互動。正是在這樣的思緒裡，一個關於藝術與工棚的故事就這麼在一個1920年代的藝術場域裡開始了。
一日之別
或許由於對人我關係的敏感，讓林明弘始終喜愛住在大都市。曾經在洛杉磯、台北、巴黎等城市居住，2100萬人口的上海則是林明弘住過最大規模的都市。快速的節奏與建設環境，除了讓藝術家感到刺激，似乎也能帶來更多新的可能性。2006年開始，在上海成立工作室的林明弘每年都會花半年的時間在當地生活、工作。雖然依舊延續過往對作品與當地關係的思考，但林明弘開始思索究竟該和新環境產生什麼關係？這新環境是不是會出現新的工作方式、題材，讓自己與其產生互動？2008年，林明弘在上海推出了有別於以往的新作：「一日之別」。
總是喜愛住在城市老社區的林明弘在搬到上海後，選擇了襄陽南路作為落腳處。左鄰右舍都是傳統上海人，藝術家一搬進去便感受到自己與四周鄰居的隔離，無論是在生活的方式或對生活的要求等。簡單如冬天冷的直打哆嗦，自己要買暖氣取暖，鄰居卻窗戶敞開，在家裡穿大衣；諸多的不同，有些或許可用經濟解釋，有些卻不一定。常在住家附近閒逛的藝術家，很快便注意到和當地生活緊密相接的雜貨店。不同於連鎖便利商店，全國各分店都擁有同一件產品，雜貨店完全是老闆個人對四周日常用品的選擇與生意。「我很好奇，因為它不是跟這城市，而只是跟這一區環境、人直接有關的；同時這也是我四周、我鄰居家裡在用的東西，好像一個博物館一樣。」於是一天早上九點，三台卡車，一個裝滿現金的塑膠袋，藝術家與畫廊採購霸意地將整座店買下，成為日後作品「一日之別」中，再現的雜貨店。有趣的是，面對整齊擺放在櫃裡的鍋碗瓢盆，參訪展覽的觀眾「就拿出來看，好像在店裡面」。抽離的距離感、環境的歷史是藝術家尋覓的對話語言，對於外灘美術館的展覽邀約，什麼是此一環境的特質便是想當然的思考。
過往與今日的交叉處
座落於今日虎丘路的外灘美術館，原是英國僑民在1857年成立的文化機構「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」的「亞洲文會大樓」。主要從事自然與人文的調查與研究，1874年該機構在此開設博物館，稱為「上海博物院」，是中國最早成立的博物館之一。1931年舊會所拆屋重建，由英國建築師Tug
Wilson設計，1932年完成，內設演講廳、圖書館與陳列室，是當時重要的文化交流機構。2010年重新開闢為主要經營、推廣當代藝術的外灘美術館。
延續過往的關切，接下展覽邀約的林明弘率先思考的問題便是：什麼是那時代的前衛藝術？羅欽可的「工人俱樂部」、包浩斯的家具設計……，「那時代有一種理想，我們如何結合所有的藝術在一起」。過往因為作品規模而總是需要尋找合作團隊的林明弘，近年也同時在尋找可能的合作關係，由是誕生了結合各方創作的「樣板屋」計劃。
我們或許總是認為，而事實上絕大多數時候，藝術家確實是作品至高無上的決定者。但是在「樣板屋」裡，做決策的人有很多，當學徒的也不少。彷彿結合藝術家、工程師與科學家的社會結構，又或是打破工匠技術與藝術美感藩籬的包浩斯，林明弘邀請建築師與其一同設計房子給工人，因為自己是個不懂建築的門外漢；邀請繪畫的初學者：工人，成為其圖樣設計的執行者。透過打散一個藝術家的權威性，釋放某些權力給他人決定，作品是不是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？做到自己無法做到的事情？也因此，選取自一般棉被套花紋的圖樣拆解成六段，由藝術家與工人依序地從一樓一路畫到六樓，逐層增加元素，直到六樓才展出它完整的樣貌。希望在過程中看到改變的藝術家，也讓「過程」成為該展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或許出自藝術家的觀察力，對於日常生活中不期待人們注意到，但與中國以及所有城市發展密切相關的工棚，卻特別吸引林明弘的注意。「工人住在工地的工棚裡」此一在上海到處看得見也看不見的現象，成為展覽名稱，也是展覽物件「樣品屋」的發想源頭。與建築師合作，林明弘希望利用現下工棚在使用的材料，設計一個可供實際需求與使用的「產品」，而非藝術品。因此布展期間，負責繪圖的工人便居住在特意與美術館周圍搭建的工棚內，之後連同居住的痕跡，一併移轉至館內展出。
「我把這整棟樓看做是一件作品，展覽強調的也是製作過程。」既然過程是裡面最重要的元素，紀錄片也就成了想當然的選項。然而純粹的紀錄又是否是此次展覽最貼切的呈現？由杭州藝術家程然拍攝的紀錄片，與其說是紀錄，毋寧說是以此一展覽觀念、過程與相關資料為元素的創作。對林明弘而言，程然是參展的藝術家，紀錄片也不只是該展的紀錄，而是一件嶄新作品。一如樓南立在每層樓增加一個元素的音樂創作、看圖製作家具的家具商……，參與其中的每個人都是創作者，而大家都是工人。
工人俱樂部
來自蘇聯前衛藝術的概念，二樓展廳是林明弘稱之為「工人俱樂部」（Workers’
Club）的展示空間。在此除了展示一套木製家具，同時展有犬吠工作室與同濟大學李祥寧教授及其學生團隊合作，在上海地區進行的建築調查「上海製造」。「工人」（workers），或許此處更為貼切的說明應是工作的人。也因此展覽海報上密密麻麻的名字除了每個參與的藝術家，還有參與其中的家具商、師傅、工人、義工、保安……。
林明弘的家具設計帶有「看圖說故事」的性質。來到上海，或許大家都不陌生的是，流行雜誌中看到喜歡的服裝、家具、物品……，便撕下來請師傅看圖製作。在林明弘看來，「他們其實不是在仿東西，而是在翻譯。把一個2D的圖片翻譯成3D實在的東西。」有趣的過程吸引了林明弘的注意，於是有意畫了一幅不甚精準的設計圖，找了合作的家具商。每張椅子就像是一段修改、討論的紀錄，如何改變比例、尺寸、斜度、材料……，頗具暗示意涵的連接處，凸顯了此一連接與合作的關係。
羅欽可同時具有娛樂、交誼甚或政治意涵的俱樂部空間，在此則以另一種形式產生與當地的互動。犬吠工作室因2001年出版的《東京製造》（Made in Tokyo）一書而出名。該書研究整理了東京區非名家設計，因環境、經濟等需求而產生特殊組合方式的建築案例，突顯了未經設計、非預設所產生的新式觀察與價值，《上海製造》便是犬吠工作室與同濟大學合作的上海觀察。
關於記憶的收藏
「樣板屋」帶給藝術家的難題與收穫或許是合作如何完成，以及一次次溝通協調過程中產生的錯愕、驚奇、學習與共鳴。「參與其中」成為最大的收穫，專業與業餘的過渡則是其間耐人尋味的折衝。我們看到的是協調過後的結果，過程則是難以記錄的言說。面對這樣一件看似各自獨立，卻又彷彿金剛合體的「作品」，或許收藏的難題正在於如何轉化對物件的擁有，成為行為的產生。而我們則在參與觀看的同時，透過想像的模擬，獲取經驗的共鳴與累積。
